宋夏历史文化创意遗址公园在哪里（第三篇）

榆林市文广局“北宋城”项目调研组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至南宋建炎元年（982—1127），西夏为立国拓疆，频频举兵攻宋；宋为遏制西夏扩张，实现统一，屡屡集兵进去，双方展开断续近150年的战争。

    陕北榆林，是1000年前宋夏拉锯战的主战场之一。

    而发生在公元1082年榆林无定河河谷的永乐大战，则是两国100多年征战的积怨点和爆发点。难怪，这场战争会那么惨烈。

   这里我们想要探寻的，是永乐大战为什么不可避免？

    1000年前的北宋，是大国，西夏，是小国。但“衅起者”却往往是小国西夏，北宋政权一次次被迫应对。西夏，始终处于攻势；北宋，大都处于守势。西夏是攻中有守，北宋是以守为攻。西夏采取的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务求一胜；北宋采取的战略是步步为营，一城一寨艰难推进。

    这里特别要说明，北宋虽然是“弱宋”，军事力量较弱，但文化发达，英才辈出，这从另一个角度支撑了宋之国体。尤其是宋仁宗赵祯当政的41年（1022—1063），宋廷贤臣辈出，群星璀璨。北宋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沈括、苏东坡、黄庭坚、司马光、王安石等等。

   在我们当年的陕北榆林战场，因为有了范仲淹这个雄才大略的一代名臣，有了范仲淹对“种家军”的发现和培植，才有了“步步为营”的一次次胜利。

    范仲淹镇守延州后，在争夺抢修驻防四方边寨中，无论是向北派周美赴金明寨，向东派张亢赴丰林城，向东北派朱吉赴承平寨，向西派大将狄青收复芦子关，都是以延州为圆心，方圆半径在80里以内。

    宋时的地理长度，一里约为576米，100里约合现在的113华里。也就是说，范仲淹派出大将四面防守，都在以延州为中心的100华里范围内，实际上是贯彻积极防御政策，把被西夏夺去的寨城再夺回来。

    但范仲淹向青涧城的决然进军（我市清涧县当时称青涧，为宋仁宗所赐，明代改作清涧，为行文顺畅，本篇一律称青涧），则是刺向敌人腹地的一把尖刀，是深入虎穴的一着险棋，但又是军事家棋高一着的大胆进击。

    而推进到西夏腹地宽州筑青涧城的建议，是种世衡提出来的。

    这个建议是：毫不犹豫向西夏腹地推进200里（相当于现在的216华里），在西夏肚腹里刺入一颗钉子。

种世衡勇筑青涧城

    种世衡，字仲平，北宋大儒种放之侄。公元1040年，范仲淹到任不久，他帐下一员骁将就向范仲淹建言：西夏犯边，我军守备不足，李元昊动不动就举兵自盐州、夏州、银州方向杀来，围攻延州，兵临城下，十分危急。我们也应该向他们的属地推进。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200里地宽州故城已被废弃的旧城址上筑新城，以抵挡进击西夏兵锋。种世衡说，在宽州旧城址筑新城，右可稳固延安，左可致河东的粟米，北可图取银夏二州，何乐而不为？这里需要说明，冷兵器时代，筑城，是最有效的军事斗争手段。

    范仲淹采纳了种世衡的建议，并上报朝廷获准，命种世衡负责筑城工程。筑城过程中，西夏军多次前来袭扰，种世衡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抓紧筑城。地险掘不出泉水，众人认为不可防守，种世衡坚决命令继续向深处开掘，最后凿地一百五十尺，才碰到石头。石工认为石头不可凿穿，种世衡下令凿一畚碎石付酬一百钱，终于凿出泉水。新城筑成后，仁宗赐名青涧城，任命种世衡为城知事，种世衡由此走上抗击西夏第一线，创立种家军，种家军由此也被称为青涧种家军。

    种世衡勇筑青涧城期间，范仲淹不断给以支持，二人“惺惺相惜”。时逢冬天，役夫异常辛苦，边塞严寒，每天都有逃亡者。范仲淹特地向上级申请为役夫每月增加“酱菜钱”等支出，改善役夫伙食，加速筑城进度。

   种世衡知青涧期间，开垦营田二千顷，招募商人，借贷给本钱，使流通货物赢得利益，青涧城于是富实。当时陕北部族繁多，间或出行部族，慰劳酋长，种世衡总是解下所佩的带子送给他们，以联络感情，增加信任。他的作派有点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十分乐于仗义疏财。曾适逢与部族首领饮酒，有人来报告敌情，种世衡就一边把饮器送给一块饮酒的首领，一边不慌不忙离席去处理边警。由于这样所属羌人部族都钦佩他，乐于为他所用。

   蕃部有牛家族叫奴讹的人，向来倔强，从没有出来拜见郡守，听说种世衡来到，急忙到郊外迎接。种世衡与奴讹约定，第二天到他帐舍，前去慰劳部落。当晚下大雪，有三尺深，部下说：“奴讹那里地势险恶不可前去，况且牛奴讹凶狠狡诈，不可信任。”种世衡说：“我就是要以信义结交羌人，怎可失约？”于是冒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前往。奴讹正睡在帐中，认为种世衡必定不能到达，突然种世衡一蹴而至，奴讹起而大惊说：“在此以前从没有汉人官员到我部落，你是一点也不疑心我们呀！”于是率领他的部众四面围绕着向种世衡下拜行礼，表示从此听命于种。

    种世衡善抚士卒，赏罚分明，军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极受范仲淹赏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对种世衡评价极高，说：“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欧阳修曾说：“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将狄青、种世衡并列为北宋抗击西夏的最重要将领。

    欧阳修对种世衡评价甚高，认为同样是北宋一代名将的滕宗谅其军事才能远在种世衡之下。滕宗谅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的那个“滕子京”：“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明楼。”滕子京在巴陵只干了一两年，就将这里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见其才干超群，可就这样一个贤能之人，欧阳修认为远不及种世衡，可见种世衡如何了得。

    当年在北宋与西夏的征战中，种家军的威名不在抗辽英雄杨家将之下。而青涧种家军的开山人物就是一代名将种世衡。

   种世衡不仅有卓越才干，为北宋朝夺回青涧城，他还有十分“顽皮”的一面。《宋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元昊乃归塞门寨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为书陈祸福以喻之。元昊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语犹嫚。知延州庞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纳款，遂令知保安军刘拯谕旺荣言：‘公方持灵、夏兵，倘内附，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青涧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枣及画龟为书置蜡丸中遗旺荣，谕以早归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荣。旺荣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长矣，何为此儿戏耶’，囚嵩窖中岁余。知渭州王沿、总管葛怀敏使僧法淳持书往，而旺荣乃出嵩与教练使李文贵至青涧城，自言用兵以来，资用困乏，人情便于和。籍疑其款吾军，留之数月。”

    这一段记载说的是宋夏在连年征战、剑拔弩张之后，国内经济都带来巨大损失，难以支持战争，双方高层都有意愿坐下来谋求关系的缓和，互派使者陈述游说。范仲淹给李元昊写了一封信，陈述战争与和平的利与弊，元昊让亲信大将野利旺荣复信于范，语气很傲慢。此后，北宋守边大将按照范仲淹的计谋，开始重点在野利旺荣身上做文章，不断用计招降野利。先后有知保安军刘拯、知延州庞籍、知青涧城种世衡出面用计招降。其中种世衡的招降计最为有趣。世衡为离间李元昊与野利旺荣的关系，把红枣和画的一张龟作为密信密封在蜡丸中派手下王嵩送给野利旺荣，意思是盼野利旺荣“早归”，投降宋朝。而他的目的是希望元昊半路把这封密信劫走，从而怀疑野利旺荣，杀掉旺荣。野利旺荣拿到这封信后，笑着说：“种世衡年纪不小了，又不是小孩子，何必拿这种儿戏来哄骗我们呢？”随即就将王嵩在地窖中囚禁了一年多。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野利和元昊的乳母白姥不和。有一年除夕这天，野利率兵巡查边境，深入汉人境内住了几天，白姥乘机就诬告野利要谋反，元昊对他起了疑心。种世衡曾经收留某部落酋长的儿子苏吃曩，对他很好，听说元昊曾经赐给野利一把宝刀，苏吃曩的父亲曾得到野利的宠幸，种世衡就指使吃曩窃取野利的宝刀，许诺事成后让吃曩在他手下做官，并赏赐吃曩锦袍、真金带。吃曩偷了宝刀回来，种世衡就张扬说野利已经被白姥进谗言害死了，就在边境大张旗鼓造声势设祭祀悼念野利，并亲自撰写祭文，叙述除夕那天他和野利相见时的欢乐情景。到晚上，又用火焚烧纸钱，整个平川都照亮了。元昊的士兵见到火光，率骑兵到边境暗中察看，种世衡就假装害怕丢下祭奠品，把一千多两的银器也全都丢下逃走了。元昊的兵士争抢银器皿，发现了元昊赐给野利的宝刀。到祭祀的火炉中察看，看到祭文已烧尽，只剩下几十个字，急忙把所获报给元昊。元昊见到这些东西，又认出了他赐给野利的宝刀，就认定野利已背叛了他，命令野利自杀。野利有大功，死不认罪，所以这次没杀他。但从此君臣之间有了二心，相互猜疑，最终元昊还是找碴儿诛杀了野利。

    在驻守青涧城的过程中，种世衡手下有一员蕃将，曾经犯了一个小过错，惹得种世衡暴怒，他一反爱兵如子的常态，拿出轻易不用的军杖，命令士卒对这名蕃将施以杖刑，而且杖杖扑打在脊背上。蕃将求饶不听，部下说情也不听，直到打得蕃将皮开肉绽，号叫不已。种世衡的杖刑，彻底打掉了蕃将的一片忠心，伤势还未痊愈，他便不辞而别，投奔到李元昊的帐下。李元昊见他伤痕累累，言语间，又对种世衡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便把他收为心腹，准许他自由出入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一年过后，蕃将突然回到青涧城，并给种世衡带回大量西夏的军事机密。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种世衡暴打蕃将，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种世衡小施“苦肉计”，即换来知己知彼的宝贵情报，占有了战略先机。由此也说明世衡手下确实有人愿意为他效力卖命。

    种世衡用计十分“巧”，有一年，党项人侵犯边境，有个明珠族首领剽悍凶猛，成为边境上最大的祸患。种世衡打算用计捉拿他。听说他喜欢击鼓，出战时常背一面鼓，种世衡就做了一只在马背上用的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用银装饰战鼓，战鼓特别光彩耀眼。暗中派手下将那只银鼓拿到市场上公开叫卖，就被明珠族的人买走。随后，种世衡挑选几百名英勇善战的士兵，叮嘱他们说，凡是看到身背银鼓的人，就合力抓他回来。“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之。”有一天，明珠族首领果然背着银鼓出来，带人骚扰青涧边境，于是这位“背鼓将军”就轻而易举被种世衡擒获了。“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

    种世衡在边地数年，积聚谷物流通货物，所到之处不烦县官增兵增粮。善于安抚士兵，有人生病就派一个儿子专门视其食饮汤剂，因此缘故得人拼死效力。他去世时，羌人酋长数日早晚来哀悼他，青涧人和他任过职的环州人都画其像立祠祭祀。

    范仲淹则评价种世衡为“国之劳臣也”！

    种谔计取绥德城

    种世衡的儿子种谔更了得！

    自种世衡开始，种家三世为将，他去世后，八个儿子均在军中服役，其中，种诂、种诊、种谔三人均立有战功，号称北宋“三种”。种家第三代将领中，以种师道最为著名。《水浒传》中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说的就是种谔和种师道。

    种谔是种世衡的第五子，因父荫入仕，后任青涧县知县。《水浒传》中描写，青面兽杨志当时在种谔手下当差，后来他闯荡江湖，每每以在老种经略相公手下干过而自豪。此外，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九纹龙史进，也是千里万里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足见种谔之威名。

   种家父子，一个勇筑青涧城，采用步步为营战略，逼西夏向北退却；一个计取绥德城，子承父业，再次向西夏腹地深入推进。

    种谔计取绥德城，表现出的胆略和气魄，在今天看来都令人叹为观止，可谓棋高一着，剑走偏锋，胆大而不妄为。为保卫大宋王朝，种谔真正做到了“置生死于度外”。

    《宋史》卷三三五《种谔传》载：

    夏将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其弟夷山先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

    将筑城，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晨起方栉，敌四万众坌集，傅城而陈。谔开门以待，使名山帅新附百余人挑战，谔兵继之，鼓行而出。至晋祠据险，使偏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身为中军，乃闭垒，悉老弱乘城鼓噪以疑贼。已而合战，追击二十里，俘馘甚众，遂城绥州。

    诜劾谔擅兴，且不禀节制，欲捕治，未果而诜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贬秩四等，安置随州。会侯可以言水利入见，神宗问其事，对曰:“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帝亦悔，复其官。

    种谔“智取绥德”这段记载，对种谔而言，可谓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杀机四伏，分寸拿捏得稍有问题，就会掉脑袋，不是被敌人杀掉，而是被皇上杀掉。

    嵬名山是西夏国横山部首领，据守绥德，实力很强。当时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宋神宗血气方刚，胸有壮志，不愿屡屡向西夏示弱。他有个想法，想拿下绥德城，但又犹豫不决，担心西夏死命反扑。况且朝臣里基本是人人反对，北宋重臣司马光连上三道折子坚决反对。不能说朝臣反对得不对，司马光三道折子分析得非常透彻，意思是说，绥德城是西夏的命根子，拿下绥德城，西夏必然会疯狂反扑，导致新的大战发生，北宋沿边人民又要遭受沉重的战争苦难。况且，国家这么穷，国库空虚，拿什么支撑新的战争？神宗当然也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不久他坚决启用王安石变法，以增强国力），只是被西夏欺负了一年又一年，实在想给西夏点颜色看了，所以在夺取绥德城问题上，他心里倾向于支持种谔，于是就派高遵裕秘密传话给种谔，看有没有拿下绥德城的可能。实际宋神宗当时还在“调研”阶段，并没有下决心举兵拿下绥德，可种谔却“给点阳光就灿烂”，毫不犹豫付诸实施。他的第一步，诱降了嵬名山弟弟嵬夷山，并给嵬名山亲信李文喜送了个金盆。报给皇帝后，皇帝下诏给薛向和陆诜同意种谔用计招降，但并未下诏允许种谔用兵。没想到种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上报皇帝，就从青涧城率所部迅速包围了嵬名山。名山大惊，准备与种谔决一死战，他的弟弟跪下哭着说：“咱们已商量好投降种将军，为什么你又要打呢？”这时李文喜也拿出种谔送他的金盆说，我已代你收下了种将军送的这个金盆，表明咱们已经投降了，你再打我们怎么办？毫不知情的嵬名山就这样被他的弟弟和亲信胁迫，扔掉手中枪哭了一通，然后就率一万多人的西夏守军投降了种谔。种谔用兵神速，不废一箭一矢拿下了绥德城，可却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

    现在看来，种谔的胆子委实也太大了一点，一步从青涧跨到了绥德，当时这可是两国边境呀！绥德是西夏当年据守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就这样轻而易举丢失了，岂肯罢休？当时的西夏皇帝谅祚立即举兵4万欲夺回绥德。种谔毫不畏惧，决心以少胜多。他排兵布阵，迎战西夏大军。种谔大开城门，派刚投降的嵬名山带着几百人去西夏军阵前挑战，种谔掩大军后随，坚定地擂着战鼓助阵。种谔令偏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自己坐阵中军指挥。让城中老百姓在城头上不断擂鼓助阵，然后身先士卒带兵掩杀过去，追击了20里，俘虏大量西夏军，然后占据绥德筑城驻守。

   这场大胜仗也得到了北宋世代驻守府州（今府谷县）的“折家军”折继世的有力增援。

    种谔“知青涧”时，“种家军”已威名远播，与府谷的“折家军”相互支持，传为佳话。有专家认为，折家亦为融入党项之鲜卑族。正因为同为党项势力，折氏深知西夏用兵之道，熟悉山间小径作战。折继世，“少从军，为延州东路巡检，嵬名山之内附继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懃报种谔，谔用是取绥州。继世以骑步万军于怀宁寨，入晋祠谷，往银川，分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来攻，再战，皆捷。谔抵罪逮系狱，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绥州，录功领忠州刺史。”种谔利用折继世出身当地党项族，得到继世送来的可靠情报，所以下决心取绥州。种谔取绥州时，折继世也出兵，将嵬名山与西夏分割，断西夏援兵。反映出从种世衡到种谔，种家在当地汉族和蕃族的威望。后来种谔因擅取绥德面临牢狱之灾，又“以兵付之”折继世。

    这段叙述表达的种、折两家的“世交”友谊和卫国情怀令人感动。种谔计取绥德获得的最初情报是折家给提供的。种谔智取绥德遭致西夏反扑时，折家立即出兵相助。当时折继世任鄜延都监，率步骑军万余驻扎子洲县怀宁寨。种谔大战西夏军时，折继世闻风而动领兵从怀宁寨急赴银州，将嵬名山部众13000户安置在大理河川。西夏派兵争夺，双方于大理河川发生激战，西夏兵连吃败仗。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种谔因智取绥德将要被下狱时，将“种家军”托付给了折继世，可见两家信任程度之深。

    种谔因取绥德而遭陆诜弹劾，“欲捕治”，险些儿被陆诜逮捕治罪，未得到批准就又奏请皇上把种谔连降四级调离。后有大臣向神宗进言说：种谔奉了您的密旨舍生忘死拿下绥德，因此而获罪，皇帝您以后再需要这样的勇将担当时有谁会听呢？宋神宗后悔了，又让种谔官复原职。

    当时的绥德，实际是颗“烫手的山芋”。此后，西夏几任皇帝不依不饶，一次次向宋索要。费了这么大周折才拿回来，北宋当然不想给，又不敢来硬的，只好一次次连哄带骗加上蒙，拖一天算一天。1068年，西夏帝谅祚死，其子秉常派使者薛宗道来告哀。宋神宗又哄人家说，咱两国关系挺好的，再不要打了，我可以安排你们的皇亲国戚到我的朝廷中当官，再每年给你们很多钱粮，我还准备把陕北的绥德城再还给你们，不过你们得把安塞、志丹一带的安远、塞门两个寨还给我们，咱一州换二寨。

    又过了一年，1069年，西夏秉常帝给宋神宗来信说，我现在就派人将塞门、安远二寨交还给你们，可你不能食言，得把绥德还给我呀！宋神宗被逼到死角，没办法，只好下诏同意。

   《续资治通鉴》对“一州换二寨”有精彩记载：

    [熙宁二年（1069）]十月丙甲，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御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二寨之土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册封，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卨往受之。夏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先使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寨基是也，何地界之有？”卨曰：“若不得界，但将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赵卨赴阙询之。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等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勿行。”诏至，属僚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服。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密略，悉中书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

    以上这段文字波澜起伏，妙语横生，故事性超强，实属中国古文之精华。当时郭逵主管陕西军政，他与另一朝廷命官韩缜商量如何落实皇帝指示，用绥德换塞门、安远二寨。郭、韩二人是宋神宗十分信任的大臣，当然知道宋神宗的心思，既想收二寨，又不想还绥德给西夏，只是被西夏一次次当面索要，无奈才不得不答应了人家。郭、韩心领神会，与西夏人交涉此事时，故意胡搅蛮缠。韩缜对西夏来使说：“你们把二寨交给我们，那周围的那些土地交不交？”西夏人行事鲁莽直率，说：“怎么能有给你一件衣服，而把领口和袖口留下不给的呢？”可见西夏索要绥德的迫切心情。双方就这样多次纠缠扯淡，没有结果。秉常正式受宋朝册封后，又派人来交二寨。郭逵令赵卨去接受。西夏人突然又提出：我交你二寨，你同一天得交我绥德。郭逵让赵卨故意刁难西夏使者，再次把事情搅浑、搅黄。其实几次交涉无果，原因是双方都无诚意，西夏人心里也有鬼，既想得又不想交。当时，宋神宗已被迫下诏，让郭逵烧掉绥德城弃守。郭逵知道皇帝一万个不乐意弃守绥德，就把这道要求他“焚弃绥州”的诏书藏起来，谁也没给看，并镇定地对大家说，如果一州既失，二寨又不可得，我郭逵愿与绥德城共存亡，死在绥德也在所不惜。

   皇帝实际那几天饭也吃不下，一心牵挂此事，下诏询问交接情况。看到赵卨上的折子说西夏没诚心交二寨，神宗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做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当庭问宰相文彦博说：“天哪！我的命根子绥州现在还在吗？赶快去问郭逵。”文彦博等当时在场的大臣都吓坏了，急忙拟旨快马加鞭星夜兼程送到郭逵处，这道圣旨只有一句话，说前面那道诏书作废，“焚弃绥州”勿行！诏书至郭逵大营，郭逵手下都大惊失色，面面相觑，没有见过前面诏书呀！这时郭逵从怀中慢慢掏出前一道诏书给大家看，所有的手下都十分佩服郭逵的智慧和胆识，就这样保住了绥州。郭逵随即上书皇帝，说绥德在呢！但我违诏有罪，请皇上治罪。皇帝下诏表扬郭逵说：有你这样有勇有谋又忠勇的边臣，我再不操心陕北绥德那里的事了。皇帝就又下了一道诏书给郭逵，说，你们好好在陕北绥德给咱修一座坚固的城池，以后谁也不准再说用绥德城换二寨的事了，绥德城多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