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爱国民主人士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清光绪七年）9月28日生于米脂县桃花峁村（现桃镇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苦读，博览经史子集，兼及医学经典著作，尤精于地理历史、数学国文、天文气象，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取为廪生案首。先生早年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建树颇多。中年辞官，精心研究医学，并积极为地方兴办集市等，成为陕北地区的一代名医和德高望重的开明人士。1941年，我党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普遍实行“三三制”政策，先生作为中间人士代表，于8月间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同年冬，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先后被选为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1946年，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连续选任副主席。1947年，在转战陕北途中，不幸于12月11日在绥德义合病逝。1948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
    李鼎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参政议政的先驱者。与党合作参政事，抗战救国尽天职，这是李鼎铭先生一生中的最大转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的道路。先生在边区副主席任期将近七年，衷心信服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伟大主张，痛斥国民党出卖祖国、出卖民族、特务破坏、造谣诬蔑的无耻罪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日寇投降，内战又起，先生严正提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之警语，以鼓励国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赶走美帝国主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李鼎铭先生和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时期，在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与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主义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精兵简政”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1941年，是我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先生目睹当前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再三，大胆向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完整提案，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特别重视。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题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中警告说：“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物质困难必须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到1944年，先后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对渡过难关、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已经载入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历史史册。“精兵简政”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句重要名言，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研究的奠基人
    1943年夏，李鼎铭先生在延安公余之暇，手书论著《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先生面对“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危害和当时国民党迫害民主运动实行法西斯专制独裁的残酷现实，撰写了这篇论著，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先生率先提出了“中国历史传统有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唯物论就是中国哲学的朴素面目”、“我认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才能中国马列主义化”的论断。指出“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而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认为“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储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们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亡”。强调“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而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而提出来的”。
    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蒙古历史教科书》系李鼎铭先生1916—1917年在榆林中学任教时编纂的讲义，是历史长河过后幸存下来鲜为人知的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稿。20世纪初，蒙古地区被沙俄势力侵占的形势已十分严重。先生在讲义中指出：“今当反正之初，俄罗斯东间窥伺，一有不测，则数省首当其冲。故居今日而欲保全国家，则经营蒙古首务乎。”忧国之心、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时近百年，先生将历史上北方各民族均视为我国历史上的成员来看待，不偏不倚、不褒不贬客观叙述北方历史上各个民族演变、交替的轮廓，小有史误，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认为，我国“五四”运动之前，还没有人像先生那样，比较系统地研究我国北方民族历史，对元朝历史和地位作用的正确评价更是难得，讲义是珍贵的历史文稿。《蒙古历史教科书》，至今对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各民族团结有着重要启示。
    中西医结合的首倡者
    延安时期，中西医矛盾十分突出。一种倾向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力主立西医而废中医；另一种倾向则鄙夷西医而独崇中医，故有“西医止于皮毛的结论”。而中西医如何扬长避短、互为补充、团结合作，已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李鼎铭先生敏锐注意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被颂为“医教巨擘”的李鼎铭先生，公余之暇经常给中央和边区的领导同志及其他群众看病。有一次在给毛主席看病的时候，主席特意向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如何发展？”先生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求得发展。”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肯定李鼎铭先生的意见，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中西医群众组织。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中西药研究会，大会推选李鼎铭先生担任会长。先生认为中西医结合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先生号召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马文瑞同志评价说，先生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鼎铭先生说：“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今年是先生逝世65周年，他那深沉慎思、探索真理、笃学力行的人格魅力，刚直不阿、敢讲真话、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