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第一位进士艾希淳

常文树

    艾希淳是米脂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累官至大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通议大夫（正三品）。致仕后，于嘉靖三十五六年间编修了米脂第一部县志，并留下了一些文笔优美的散文、碑记及墓志铭，奠定了其在米脂史上文化大师的地位。

    在《圁川艾氏家乘》中，列叙艾希淳官职后，只简单提了为米脂请减税粮、捐资置义学两件事，“邑人戴之，立世德坊于十字街，从祀乡贤祠”，使后来的读者不能比较完整地了解这位米脂本土的文化巨人。

    艾希淳（1514—？），清代及民国县志《艾希淳传》称其“字西麓”，从《圁川艾氏家乘》收录其作品署名为“西麓艾希淳撰”来看，“西麓”应是其号而非其字。

    据县志及家谱记载，艾希淳为明嘉靖十年（1531）辛卯科举人，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进士。初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正六品），升员外郎（从五品），迁浙江按察司佥事（正五品）、河南布政使司参议（从四品），嘉靖二十年（1541）即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可见其官场有为，平步青云，只用了六年时间，就升了四级。嘉靖二十九年（1550）任布政使右参政（从三品），后调任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从三品）。《圁川艾氏家乘·坎卷》收有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明世宗再赐艾希淳诏》一文，抬头写为“皇帝勅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希淳”；在《圁川艾氏家乘·艮卷》中收有艾希淳自己于嘉靖三十一年写作的《创修懼乐岩洞记》一文，文末署“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西麓艾希淳撰”。右副都御史比右佥都御史高一级，属于正三品头衔，这个“右副都御史”，在《圁川艾氏家乘·坎卷》收录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七的《明世宗加封希淳夫妇诏》及加赠希淳父母诏书中才出现的，而有关艾希淳的史料信息，其家谱中也就止于这一年了。笔者查阅《明世宗实录》，内中记载：“嘉靖三十四年闰十一月丙子（1555年闰11月15日），巡抚保定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希淳为户部右侍郎。”但入朝上任仅仅3个月零18天，于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初四就被免职，准备调外地任职；四月初一，艾希淳主动上疏请求以原官致仕（即退休），得到皇帝批准。据此推算，艾希淳应该在同年四月底回到米脂。

    官场失意 式范士林

    由于种种局限性，县志《艾希淳传》至少缺失了主人公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

    艾希淳在户部右侍郎的位置上只待了短短的三个多月。

    艾希淳在嘉靖十四年高中金榜第二甲第十七名进士后，即被分配到户部做了六品京官，从艾希淳二十余年为官的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做过行政、经济、司法及军事工作，几乎是当时官场的全才，但调回户部任右侍郎仅3个月零18天，板凳还没坐热，就被免职，这是什么原因呢？

    翻开《明世宗实录》，可以清楚地得到答案。翰林学士李默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正月（其中嘉靖三十年秋因严嵩诬陷曾罢相一年），担任吏部尚书，他“任内秉公持正，选拔贤能，澄清吏治”，与大奸臣严嵩势不两立。显然，是李默将艾希淳提拔到户部右侍郎的。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李默率吏部会同都察院主持例行的考察地方诸司百官，即史称的“外察”，共罢黜各级官员2000余人，其中大多为严嵩基层私党，此事大大激怒了严嵩。二月，严嵩指使死党赵文华诬告李默诽谤皇上，嘉靖帝大怒，下令将李默关押并判处斩刑，未及行刑，就“瘐死狱中”，隆庆年间予以平反。李默被抓后，吏部尚书一职由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李本代理。李本只代理了10天吏部尚书，却秉承严嵩旨意干了一件轰动明史的大事，史称“丙辰京察”，即为报复李默“外察”中整了严嵩集团的官员，提前一年开始对京官的考察。本来“京察”和“外察”一样，同为明代考核官员的一种重要制度，京察6年一次，逢巳、亥年举行；外察4年一次，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按规定，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年）才能开始京察，严嵩指使李本利用代理吏部尚书的机会，在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即开始了京察，清除异己。更令人瞠目的是，李本在这次京察中，独断专行，并未按照程序会同都察院都御史一起考察，而是自己直接将朝中113名大臣分为三等，上等28人，中等70人，下等15人。这“下等”15人中，前3名是尚书杨行中、葛守礼、陶尚德，户部右侍郎艾希淳名列第4。李本上奏皇帝，要将这15名官员“罢斥”，但幸运的是，这位虽不爱上朝理政却聪明过人的皇帝，予以从轻处理，三月初四，“得旨，行中、守礼、尚德、（郭）鋆致仕，希淳、（何）云雁调外任，（郑）大同等，闲住。”另外，李本还清除了朝中非严嵩同党而有权直接向皇帝上疏弹劾官员的38名言官。

    《明世宗实录·卷433》总结这次京察事件时曰：“不附严氏及（赵）文华所不悦者，一切屏斥无遗。故公论为之不平云。”年富力强的艾希淳，就这样失去了“大用”的人生平台。

    在明史上，艾希淳虽然没有像夏言、李默、徐阶那样公开同严嵩斗争的记载，也没有像沈炼、杨继盛那样疾恶如仇，直接弹劾严嵩，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青史流芳。但他的名字被列入“罢斥”的15人中仅次于3位尚书之后，就说明了他是严嵩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与其势不两立的人物。

    本来，艾希淳得到的处理只是“调外任”而已，但他毅然上疏皇帝请求“致仕”，四月初一，圣旨下，“听调户部右侍郎艾希淳乞以原官致仕”（见《明世宗实录·卷434》）。在那个时代，他坚守了一个正直的官员、一个士人应有的气节，足以式范士林。

    艾希淳与米脂第一部县志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艾希淳返回故里，他很快调整了心态，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的建设和公益性文化活动，开始创修第一部《米脂县志》，填补了米脂无县志的历史空白。

    艾希淳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腊月初八为东高氏高大伦所撰写的《明处士高公暨崔室人墓志铭》中称崔室人（室人，宋代命妇的封赠号，后改为宜人）：“至于霜操檗节，粹白坚贞，采风者已收入县志，传信史，励世风矣。”其中的“县志”二字，是米脂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米脂县志》的信息。而按照旧时县志通常的编排体例，妇女事迹属“列女志”，一般接近县志的尾声了。艾希淳在这里透漏出这一信息，说明这部县志的撰写者，正是他自己。但明万历年间编修的《延绥镇志》，列入编写时的“引用诸书”栏目中，虽有《米脂县志》，却并未标明编修者。而清初藏书家黄虞稷在自家藏书的《千顷堂书目》中，登记为：“张可立《米脂县志》，万历庚寅（即万历十八年，1590年）修，令。”显然主修人成为了知县张可立，没有了艾希淳的名分。

    光绪版《米脂县志》记载，明代知县张可立，四川汶川人，选贡。另于该县志“岁征”一节中记载：“（明神宗万历）十四年饥，十五年大饥，人相食。知县张可立赈济。”另，《康熙米脂县志·田赋第四》记有“知县张公可立，于万历十六七两年春夏间，开荒地一百八十九顷五亩一分一厘”，并收录因遇荒年，请求上级减免税粮的“知县张公可立条议”一文，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张可立至少于万历十五年至十八年在任米脂知县。令人遗憾的是，编修《康熙米脂县志》时，明代这部县志只存在几张残篇了，连主修人、主撰人是谁也不得而知。《康熙米脂县志》没能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否则，张可立凭此功绩，县志就会给以立传，而艾希淳的传记中也会多出辉煌的一笔。

    为什么嘉靖三十五年（1556）已接近完稿的艾希淳所撰之《米脂县志》，到万历十八年（1590）整整34年后才由知县张可立主修出版呢？

     从现有显示艾希淳活动的文献来看，他在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十六日为葭州人陈凤撰写墓志铭后，再未见到其任何信息，艾希淳很有可能猝然离世或因重疾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文化活动，没有来得及出版县志。有两处资料可以作为佐证：一是隆庆二年（1568）米脂《重修儒学碑记》由艾希淳的亲侄子、米邑第二位进士艾杞撰文，碑文撰写者，当属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坛执牛耳者，如艾希淳健在，那就轮不上艾杞执笔。二是隆庆五年（1570）《重修玄帝庙记》，由艾希淳长子艾有骢撰写。此玄帝庙即后来的盘龙山真武祖师庙，第一次重修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碑文由艾希淳撰写，此次重修，时隔仅20年，修庙人未变，如艾希淳依然健在，也继续会请他来挥毫，着实轮不上拔贡出身的艾有骢（其时，艾杞已于隆庆三年病逝）。

    艾希淳长子艾有骢于隆庆年间（1567—1572）担任过四川武隆县知县，俗话说，县官三件事：收粮、断案、修县志，他最明白其父所修县志对于米脂县的历史意义，如果其父没有来得及出版《米脂县志》，他最应该继承遗愿，予以出版发行，才符合常理，可他也没有这样做。这又是为什么？

    结合清初艾氏宗谱序言，一切都很好理解了。据米脂县志办主任、陕北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艾有为所著《陕北艾氏宗族史略》说：这支艾氏原籍山西石州（今吕梁市离石区），姓贺，不 知公式下了什么大乱子，来米脂做生意，依附官宦地主艾氏，改姓为艾，称“小艾家”。该史略引宗谱原序曰：“更姓改氏，事亦巨矣，行亦隐矣。”“我始祖旺公大有不得已者在也。”“二世三世之不传（zhuan），心领之而不敢传；四世五世之传（chuan）久安之，欲传之而不能传。”按谱系，艾希淳在第四世。连家谱也“不敢传”“不能传”，县志上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艾希淳在完成县志编写后，就陷入三难境地：出版，他就要为逝去的先祖们立传，他的曾祖艾旺、祖艾文吉、父艾蕙，都因他而得到朝廷“通议大夫”的封赠，如果连米脂第一名门的艾氏祖先们都没有传记，这县志还成什么体统？要是立了传，家族由晋迁陕而被迫改姓的秘密就会暴露（此家族隐私，直到清代家乘中才敢于挑明），将如何面对一系列的大明法典？要是不出版，他早已向社会通报了县志的信息，又怎么向父老乡亲们答复？

    而这，也许才是艾希淳在犹疑中没有出版的真正原因。而他的子孙们也自然明白其苦衷，于是，在朝廷大力提倡编修地方志的环境下，只有交给为米脂做了大量好事的“贤令”张可立出版了事，算是对米脂历史的一个完满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