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圁川书院

 

 

 

    说起圁川书院，先要说说圁川。

    圁川，也称圁水，是无定河在唐代以前的名称。北朝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只称圁水，并无无定河之称。汉惠帝五年，曾置圁阴县，雍正版《陕西通志》云：“圁阴故城，在今米脂地。”圁水、圁川、银川、银河，都是无定河的古称或别称。唐初历史学家、训诂学家、大学者颜师古认为，银州、银川，均由圁水而生，“旧名犹存，但字变耳”。明弘治十七年，延安知府李延寿主修的《延安府志》称米脂城名为“银川”，历史上因李自成而著名的“银川驿”，就设在米脂城；而艾氏宗谱就命名为《圁川艾氏家乘》，可见，圁川，既是无定河的古名，也是米脂的代称。因而，圁川书院，即米脂书院。

 

    在历史上，陕西著名书院中，榆林地区有绥德雕山书院、榆林榆阳书院、米脂成德书院、吴堡兴文书院这四处。而在米脂，人们却大多只知道圁川书院，很少有人知道成德书院。这就有必要将圁川书院嬗变的历史过程厘清，进一步了解书院为米脂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景仰先贤风范，继承书院精神，为振兴米脂文化而不懈努力。

 

    光绪版《米脂县志》载：“书院：在东城文庙西偏。乾隆年，知县叶泳林创建，名‘成德书院’。道光年，知县王鹄捐置经费钱两千六百串，改名‘圁川书院’。光绪初年，知县焦云龙添建后院一所，并前院东西各斋房，又捐钱一千一百串、银六百两，添作经费。十年，知县骆仁添建照壁。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知县李炳莲改为小学堂。”

 

    于此可知，圁川书院，就是原成德书院。但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创建成德书院时，或未作碑记，或有而失传，后来只存光绪五年知县焦云龙《重修圁川书院记》，该文记载，成德书院是由乾隆间知县叶泳林创建。以故，光绪县志和民国县志都写作叶泳林，并为其作传，称祖籍河南人；且《高氏宗谱》和《冯氏宗谱》留有坊匾，也均写作叶泳林。而依《高氏宗谱》“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叶泳林”的信息，查中华书局出版的《清朝进士题名录》，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进士第三甲第62名为叶栐林，又经河南正阳县县志办协查，其人曾任米脂、榆林、吴堡知县，后升任绥德知州，病卒于任。由此可知，米脂原有地方文献所书之名均有误。这一字之差，原因为何，就不得而知了。

 

    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中集讲学、藏书、供祀于一体，这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而圁川书院，就是在这种大普及时才成立的。

 

    就米脂县级学校而言，唐宋以前无史料记载。元忽必烈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创修夫子庙时，一并建立了学宫。到了明朝，统称“县学”，据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大明一统志》第三十六卷载：“米脂县学，在县治东北，洪武十六年建，正统五年重修。”据县志记载，明代的县学与元代的学宫（元明清三代，对设立在州县的学校，一般称儒学），地址均在上城，即今石坡城门洞以上老城。老城地方狭小，二者基址应为同一地点。明弘治九年，迁于下城之东，成为后来的圁川书院的前身，即今东街小学旧址，高陵状元吕柟当时曾作《移建米脂文庙儒学记》。

 

    元代的学宫，为米脂首开科举先河，皇庆二年，即有张正臣、张道儒二人考中举人，这在文化落后的整个延绥镇，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明代的县学，承前启后，为米脂出现八名文进士、四名武进士及众多举人、贡士和秀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嘉靖年间，艾希淳、艾杞叔侄二人先后荣登进士榜，为米脂文化史上流传至今的“明朝艾”美谈奠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崇祯元年、四年、七年这三次进士考试中，米脂艾郢胤、艾毓初、李振声三杰联珠，依次题名金榜，更是开创了边僻小县科甲连绵的记录。这样的记录，放在中国东南文化发达的州县，也许不足为奇，而在陕北地区来看，则是史无前例的，就连出进士最多的绥德，也找不出三榜连绵的记录来。于此可见米脂元代学宫及明代县学的盛况，亦可知，米脂享誉文化县美名实基于元明时代。

 

    但到了清初，米脂文教出现了断崖式的衰败。据光绪版县志记载，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这六十余年中，米脂不仅无一人获得举人以上身份，就是在不多的生员中，也无出类拔萃者，以致康熙二十年知县宁养气在编纂《米脂县志》时，不得不从清涧、绥德聘请了两位生员担任主笔，可见米脂文教已凋零到了何种地步。

 

    米脂文教在清初衰落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导致人口锐减。据康熙《米脂县志·灾祥》载：“崇祯五年，大饥；十年，大瘟。康熙十七年，旱；十八年，旱；十九年，旱。连罹奇荒，人民逃窜过半。”该志“里户”统计人口，当时县域面积至少三倍于今的米脂，只剩两万人口。连生存都难以为继，何暇顾及文教？二是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影响，导致人心惶惶，四处逃难。光绪版《米脂县志·纪事志》载：“顺治元年，靖远大将军英王（阿济格）督师自府谷济河，十二月至米脂，城内人民逃窜几尽。”连县城里与李自成无甚瓜葛的人都逃走了，那些与李自成及其部下将士沾亲带故的人，还不早已亡命他乡？

 

    到了康熙后期，米脂文教的元气才得以逐渐恢复，但起色并不大。真正使米脂文教振兴的，功归于乾隆四十年代后期成德书院的建立。

 

    叶栐林创建成德书院十年后，即有高钿中于乾隆五十八年中进士，成为清代米脂进士第一人；再过九年，即嘉庆七年，又有艾肇端中进士。道光五年（公元1826年），改名为圁川书院。圁川书院走出的第一位进士，是道光二十五年的高长绅。

 

    圁川书院最辉煌的时间在光绪中叶，光绪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恩科）、二十一年，连续四榜，取得高中五名进士的骄人成绩，震动全省，且在举人考试中也是“抡元夺魁”，并因此而挣得文化县美誉。

 

    圁川书院在“文治”中的贡献自不必赘言，这是所有书院的职责。圁川书院在同治年间抵御回乱的“武功”则是一般书院不具有的，师生们“同仇敌忾，勇于担当，不怕牺牲，保卫桑梓”的精神，体现了儒家“成仁取义”的价值观，更是书院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足以流芳千秋。

 

    据县志记载，同治六年至九年间，作乱的匪兵曾两次窜扰陕北，绥德和神木就曾各被攻破两次，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当时流传下来这么一句顺口溜：“铜吴堡，铁葭州，纸糊神木绥德州。”米脂，地处要道，两次遭难，有惊无险，原因为何？进士高长绅撰《清同治六年重修城垣碑记》云：同治三年夏，县令张守基到任，目击城垣颓圮，召集米脂父老，动员修补城墙，于同治四年三月兴工，六年六月竣工，“工成而匪至”。“及至六年春，贼回大举入山，陷宜君、陷甘泉、陷靖边、陷安塞、陷保安、陷延川、陷绥德、陷中部（今黄陵县）、陷怀远（今横山区）、陷神木、陷府谷、陷宜川、陷延长，曾不期年，十余城胥归沦没。而吾米独以新造之工，内无守卒，外无援兵，藉民团御强回数万之众，抗重围于两旬之久。而锐气方张之贼，百计环攻，卒不得破。”碑记明确地回答了地处要冲的米脂在同治六年回乱中独自保全的两条原因：一靠新修好的城墙，二靠民团。

 

    而民团的中坚力量，正是圁川书院的师生。据亲历者高照煦编纂的《米脂县志》及其长诗《团防行》记载，知县张守基任命圁川书院的教师高照旭、李锦江担任守城的东城团长，廪生高照煦担任西城团长，廪生高照昕、高意醇担任北城团长，廪生高善稳、增生高登高担任南城团长，在总共8名团长中，圁川书院师生就有7名，而另一名西城团长高长绂，其时虽已有府经历的官职，但也是从圁川书院走出的学子。另有不计其数的学生担任哨长、什长及守城花丁。当时，曾有人以书生文弱质疑，知县张守基曰：“今日之事，固当用武，然必有血性、有识见者，临事方有把握。平时武断乡曲、攘臂大呼者，遇有变故，皆瞠目束手，如土偶矣！”

 

    同治九年正月，回乱第二次犯米脂更加证明，张守基的确能知人善任，因为当此全城危难关头，“有血性”即敢战，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有识见”即知为谁而战，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据《米脂县志》记载，同治九年正月十八夜四更，一千多名乱兵“悍骑”突袭米脂北城，已有百余人攻上城墙，“遂占北城四墩五墙，蜂拥而进，直驱凤凰台”。凤凰台是米脂城的制高点，如被占领，全城危矣！把守凤凰台的哨长高中魁（也曾受业于圁川书院，以监生获渭南县训导，未及赴任。其子高树荣为陕西举人第一名，其孙高祖培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均为圁川书院中的佼佼者），率团勇御敌，力战阵亡，同时赴难者共8人。后在北团和东团的全力夹击下，“酣战三时之久”，杀退了入侵者，县城转危为安。高照煦《闲谈笔记》曰：“县城多半失守。贼已上城而复击退者，止有米脂一处。附近各县办理团防者，咸推米脂为矜式。”书院师生这次气壮山河、捍卫家乡的“武功”，显然成为圁川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米人岂可忘却！

 

    在圁川书院中，最能体现这种“文治武功”而又最为悲剧式的人物，当属高照昕。

 

    高照昕（1842—1899），后改照鑫，字晓峰，米脂举人、一代大师高照煦胞弟。他十五岁与其兄照煦上家塾，后考入圁川书院，他当过书院的廪生，成为贡生后，也做过书院的山长，并成为学政熟知的名师。同治年间任民防团北团团长，为这场米脂近代史上最为惨烈的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高照煦在《闲谈笔记》写道：“榆林镇刘厚基追贼至米脂，询悉前后情形，甚夸米邑团防之善，并谓弟胆识过人，拟禀明上宪，酌情奖励，照例可议叙教职。弟谓：‘北城系余所守汛地，不能先事预防，致令阖城受惊。今幸获安全，私衷殊觉愧悔，乃反借此谋褒奖耶？’固力辞之。盖年少气盛，志趣远大。当作诸生时，厌此寒酸官。岂知八试秋闱，始登乡荐，六试春官，仍循例就职教谕，殁于咸宁学署。”可见，同治九年抗击回乱，高照昕就可以因功获得教谕职位，但志趣远大的他，向往举人进士，辞去了这次褒奖。

 

    可是，文人命蹇。“工书法，研究古今文辞，均有根底”的高照昕，虽然每写一篇八股文，士子争相传阅，视为范文，但在考场上却一再失利。他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开始参加举人考试，连考八次，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当考场点名点到“高照昕”时，学政樊介轩为之起立致敬。一位进士出身的三品“学台大人”（清朝明文规定，各省学政必须为进士出身者方能担任，官阶为正三品）向一个参加举人考试的士子致敬，这在中国科举考试一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有如此礼遇，也许为高照昕“咬定书山不放松”的精神；也许为他此时已是全省闻名的圁川书院和关中书院教师；也许有感动，有激励，也有同情。这次，高照昕终于考取第四名举人，成为“五魁”之一。但他并未就此止步，接着连续参加了光绪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恩科）、十八年、二十年（恩科）六次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有意思的是，他和他教过的圁川书院学生高增融（高照煦仲子，高照昕继子）、李蕴华、高增爵、贺锡龄先后同场会试，后者相继于光绪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中了进士，而高照昕都是铩羽而归。总计高照昕参加了十四次举人、进士的考试，前后共三十一年。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6岁的他重病在身，为了生计的里子，恐怕更为读书人的面子，只好出钱捐了个咸宁教谕，58岁即卒于任署。陕西巡抚端午桥，亲率省署五大宪前往吊唁，为一个小小的教谕，可谓史无前例，高照昕倘若有灵，可以瞑目矣！

 

    他是圁川书院真正的儒生。本来二十出头就可凭战功获得教谕职位，但他意在“科举正途”，谨记孔子积极入世、“生无止息”的教诲，为了自己的追求，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孰料命运弄人，到老还是终止于教谕。这样的宿命，真像逐日的夸父，其矢志不渝的精神，却是我们每一个求学者和文化人不可或缺的心性！

 

    也许有人认为高照昕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但笔者总觉这种态度有些片面。因为，在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高照昕现象”是极其普遍的客观存在，连明朝一代宗师归有光，举人考了五次，进士考了九次，总共也考了十四次，只是他在60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而已，我们又能苛责高照昕什么呢？

 

    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人的追求目标不同，我们大可不必以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但站在历史的高度，反观1300多年的科举史，失意者要远远多于得意者；而正是由这些得意者和失意者共同组成的文化大军，强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这一主流文化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没有与之相应的书院的诞生，儒学恐怕难以发展到宋元明清如此高度的极致。

 

    因此，书院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而圁川书院之于米脂文化的发展，则更是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