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文化县”探源

    米脂，旧有文化县美誉。1933年，山西太原人阎佩书任民国米脂县长时，为《冯氏宗谱》题词中就有过这样的赞叹：“信乎，米邑文风之为陕北最也！”后来，曾任民国米脂县长的陕西泾阳人萧履恭及安徽合肥人刘学海都在《米脂县志·序》中对米脂文化有过赞誉。而作为米脂人，提起文化县，亦姑言之，亦姑听之，淡然为之，并无矜然之态。

    1994年6月，革命前辈郭洪涛为家乡题词“文化县”，县政府将其镌碑，立于南关通衢大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次文化座谈会上，大家将议题聚焦在“文化县”上，争论相当激烈。有人说：老先人给米脂挣下个文化县，使米脂闻名遐迩。前些年，在京津沪等大城市及较远的地方，人家问你是哪里人，说是榆林人，摇头，不知；说是米脂人，颔首，晓得。可见米脂声名远播，说米脂是文化县，名副其实。言者欣然，闻者怿然。有人则因当时米脂文教凋零，甚或已落后于神府定靖而沮丧，说：历史上，米脂地处边徼，教化少及，难望关中项背，何来文化县之称？郭洪涛所题“文化县”牌匾，立于通衢大道，有自吹之嫌，应该拆掉或改变，以免他人嗤之。言者怆然，闻者黯然。但，终究在这次会后，迫使有关人在“文化县”石碑的左上角增刻“陕北”二字，以略显谦逊，遗为笑柄。也有人说：王帽可以自戴，荣誉不可自封。文化县美誉，由来已久，必有所本。是官封还是御赐？我辈应溯根探源，以正视听。言者凿然，闻者诺然。但限于对县域文化史的了解不够深入，同仁还是一片茫然。

    二十余年，转瞬而逝。近年来，我才有幸逐字研读了米脂康熙、光绪、民国三部共十二本县志和艾氏、东高氏、冯氏、李氏四大家族共二十九本旧宗谱，大略了解了米脂隆厚的文化积淀，深为先贤崇文尚武、代相绳继的精神所折服。亦知米人世代传颂的“明朝艾，清朝高，民国杜”为大韪也，并续貂一句“李冯常贺贯其后”，盖不谬也。并且，我认为，称米脂为文化县，是有史料可稽的。

    在古代，米脂地域虽早在西汉高祖元年已置独乐县，惠帝时又置圁阴县，后周置银州，隋唐因之，并置儒林县。但，直到宋，“稽之往古，典籍不传，盖一毁于魏晋时赫连拓跋之扰乱，一毁于五代后西夏契丹之窃据也”（光绪版《米脂县志后序》）。从留传的典籍看，米脂的文化发展，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元朝皇庆二年前。《康熙米脂县志·选举·乡科》赫然列着张正臣、张道儒两位举人。张正臣资料失考，但其名排在张道儒前。二人名次应该是康熙县志依据散遗的明朝嘉靖年《米脂县志》排定的。光绪版《米脂县志》收录张道儒皇庆二年（1313年）撰写的《重修夫子庙堂记》碑文，其文结尾云：“一日，遣使不远千里而来诣余为记，余不敢以不敏辞，故并序其始末，勒石以永其传，[]赞我圣元。”夫子庙就是后来统称的文庙。能给县城文庙写碑文的，一般是由儒业出身的县令或本籍文化执牛耳者担当，普通秀才还没有资格。从上文看，张道儒似应在千里之外为官，接到家乡派人求索碑文才写的。因此断定，他考取举人时间不会晚于皇庆二年。这里之所以把皇庆二年前作为米脂文化第一个高潮，是因为做了横向的比较。《绥德州志》和《延绥镇志》都没有元朝的科举记录，绥德刘汉腾先生点注过这二志，经与先生商讨，《绥德州志》所载韩世忠之子韩彦直在南宋考中进士，不大会从绥德参考，应该是随其父在临安（今杭州）一带参考的。因此，整个陕北在元朝时期，唯有米脂出了两位举人，这不能不算一个奇迹。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米脂文教风气在陕北的地位了。可以这么说，米脂文化早在元初已雄冠陕北了。

    第二次，明朝嘉靖年间。嘉靖十四年（1535年），艾希淳开米脂进士科先河，成为米脂科举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四十一年（1562年），艾希淳侄子艾杞考中进士。嘉靖年间，米脂先后还有高自明、高承光、白栋（后中万历年进士）、刘三畏四位举人。这些人物，都对米脂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是艾希淳、艾杞和高自明，现在还留有不少碑文墓志和其他文学作品。除了科举，米脂早在嘉靖三十五年已经有了《米脂县志》，本县志还被收入明万历三十五年第一部《延绥镇志》名录中。据《高氏家谱》载，艾希淳于嘉靖三十五年撰写的《高大纶暨崔室人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话：“至于霜操檗节，粹白坚贞，采风者已收入《县志》，传信史，励世风矣。”这段话除了褒扬崔室人外，很有推敲处：一、说明《米脂县志》刚刚修成，还没有在社会上流行。试想，如果《县志》已面世，高氏一门都是读书人，且世居县城，定然知晓崔室人已荣载《县志》一事，此处则没必要再写“采风者”三字。二、《县志》编撰者正是艾希淳自己。此《墓志铭》开头，艾希淳在署名时写有“致仕”二字，说明他已告老还乡，有足够的时间；他在写这篇墓志铭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六年，还为葭州（今佳县）葭芦都人陈凤撰写了题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松泉陈公墓志铭》；同年，还担负《重修洪济寺碑记》（寺庙现属子洲县）的雕刻重活，说明身体条件具备；他由进士官至户部侍郎，资历与威望，县内无出其右者，说明编撰县志，非他莫属；他在《县志》尚未面世的情况下，熟知“采风者已收入《县志》”的内情，恰好告诉人们，他正是《县志》的编撰者。另外，据《高氏宗谱》载，这篇墓志铭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高氏在重修宗谱时发掘祖墓所得，所以，清代康熙及光绪县志都不可能知道明代县志的这些情况。可惜，这部《县志》后来散佚，到康熙二十年修县志时，只有“败楮剩字”了（《康熙米脂县志》）。《县志》，是县域文化的百科全书，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有无《县志》都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县文化繁荣与否的标尺。第一部《米脂县志》不仅远远早于陕北其他各县，而且早于第一部《延绥镇志》半个多世纪，于此，亦可见米脂文化在当时的繁盛情况，亦可知艾希淳堪为米脂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大师。

    第三次，清朝光绪年间。而育才园圃，就是鼎鼎有名的“圁川书院”。请看下面几位先贤：

    高照旭，五十余岁中举人，无意仕途，一生从教，后主讲圁川书院，其传云：“同、光间，邑中文风鼎盛，照旭实启其端。”（民国版《米脂县志》第四册99页）

    李锦江，明崇祯进士李振声裔孙，光绪进士李蕴华之父，光绪元年中举人，主讲圁川书院，其传云：“米脂文风至光绪年而极盛，锦江实先导之。”惜其中年而逝，未大展宏志。与照煦先生为挚友，照煦先生教其子李蕴华中进士。（民国版《米脂县志》第四册64—65页）

     高照煦，与照旭同榜举人，光绪版《米脂县志》主编，早年居官外地，后主讲圁川书院，任山长（校长），为米脂教育集大成者，亦堪称米脂文化史上的第二位大师。他的弟子、进士贺锡龄为尊师《闲谈笔记·序》中说：“光绪中叶，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七八年中，捷春闱者五人，秋闱则抡元夺魁，接踵相继，皆及门弟子也。”其传云：“登乡榜者十四人，捷南宫者五人，皆门下士。”（民国版《米脂县志》第四册97—98页）用白话说，就是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888年—1895年）这七八年中，先生教出十四名举人、五名进士。“抡元夺魁”，指在举人考试中夺得第一名（亦称解元）的高树荣和夺得第三名（前五名亦称“五魁”）的杜良奎（杜聿明将军之父）。其桃李硕果井喷，实属罕见。

    这里插一段同为高照煦弟子的父子趣事。堪称米脂第一才子的高树荣，其长子高祖培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了举人，后又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了进士。儿子祖培中举人时，父亲高树荣还不是举人，为父的有点急了，于1891年参加乡试，拿了个全省第一名举人回来，这也是米脂历史上唯一一个文解元。而且，“元卷揭晓，士子奉为圭臬，全陕文体，为之一变”，这还不震倒三秦才子？我之所以称高树荣为米脂第一才子，还不仅仅于此。他后来自学英语，“广阅西书，尽得西人学说”，其著作涉猎国学、医学、数学、物理等专业，堪为文理全才，亦实为米脂史料记载中第一位精通英语者。且不喜做官，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受聘私塾、圁川书院、定阳书院、凤翔书院、榆林中学，所至深受欢迎。李岳瑞《公请从祀乡贤呈文》称他：“学如泾野（明代高陵状元吕楠号），而识尤卓；才过长沙（这里指医圣张仲景），而术不疏。”绝非溢美之辞。（所引材料见民国版《米脂县志》第七册100页高树荣传）

    现在，我们回到《李锦江传》。传中有一段话云：“米脂文风，至光绪年而极盛，春秋两试，科第联翩，抡元夺魁者摩踵相接。樊介轩学使（也称学政、学台，提督一省文教，正三品，隶属中央，不归地方巡抚节制，权力大于现在的教育厅）疏（上给皇帝的奏章）称：各属文风，推米脂第一。”请注意，这里的“各属”，是指陕西全省；而“文风”者，小，可以指文章的风格；中，可以指文教的风气；大，可以指文化的风尚也。而这，就是米脂“文化县”的源头，绝非仅“陕北文化县”而已；而这，自然名正言顺地算得上是“官封”了吧？

    文化的内涵是多元的，但教育不仅是其基础，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化强弱的首要因素。因此，米脂文化县的由来，就在于清光绪年在科举考试中得到陕西学使“各属文风，推米脂第一”的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