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党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人民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必然需要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变革的关口，我们面临着文化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发展期，文化繁荣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硬道理，文化的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构成内容。

　　确实有一部分同志对为什么在当前时刻做出文化发展的决策有所疑惑，对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有些模糊。

　　六中全会《决定》，是在这样一个我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党纵观全球发展格局，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宏阔视野和战略远见，做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大决断。《决定》适时而出、恰当其时。

　　文化发展新的战略机遇期

　　从发展规律上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主要是指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给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经济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中，抓住了这一机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世界工厂。

　　党的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正面临文化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依照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国内发展的现实提出的新的战略决断，也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战略决策。我国当前的文化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刻，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文化变革的实践对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文化与综合国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沟通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策略与实践，都是当下国际国内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做出严肃的回答。

　　从现实实践的困难和问题来看，文化发展也成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全面解决的中心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先富起来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文化的缺位也带来了价值观混乱、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诚信丧失、社会责任缺乏等一系列影响国家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一些制售假货，拐卖儿童，奶粉三聚氰胺，地沟油泛滥，黄、赌、毒案件，以及慈善诚信、血拆事件，特别是极少部分官员贪腐的案件，都发生广泛的社会心理震荡，给我们敲起了长鸣的警钟。

　　从历史经验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商业的快速发展往往是与基督教新教伦理伴行的，宗教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个体私欲疯狂滋长的制衡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特别是个体向富的精神转变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却缺乏相应的文化与法制的制衡。改革开放前物质的极端匮乏带来了新时期矫枉过正的物质主义的风潮，教条主义的盛行和空洞的革命说教再也不能规范和引领人们的价值追求。过去时代的文化从属于政治的“从属论”，文化作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工具的“工具论”，以及“文革”中反对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统论”，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失范、失效了，而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吾日三省吾身”的理念，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变得苍白无力。同时，对于一个拥有实用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国人对传统宗教的“临时抱佛脚”“无子求观音”的态度，也消弭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渐修、顿悟、内敛、自守的精神特质。西方个人主义的传入，国人个体主义的兴起，普遍的传统文化道德语境的消失，完善的现代经济伦理的缺位，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单向度”的发展。毋庸讳言，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如此重要、如此迫切需求的关键时期，忽视文化发展，我们就要走弯路、出问题，未来就会难关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