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生：参加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唯一的榆林人

 

    张德生，名世德，字心余（1936年后以张德生行）。1909年10月20日生于陕西省榆林县城(今榆林市榆阳区）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
    1916年入私塾，后到榆林县第一初级小学上学。1923年升入高级小学，接触了新文化的启蒙教育，并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1926年春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时绥德四师民主进步，革命气氛非常浓厚，建立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教师、学生和职员中有不少党员和团员。他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又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和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刊物，接受了共产主义信念，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张德生给榆林旅京回乡学生杨尔瑛、苏景武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张德生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年底毕业后，在党团组织的安排下，1929年到榆林县第一初级小学任教，参加共青团区委工作，负责榆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团支部，领导了当地的学生运动，被当局解聘。1930年共青团陕北特委派其到府谷县高级小学任教，参加共青团府谷县委工作。当年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小学教员和高年级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党组织。1930年，两次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为发动武装斗争而召开的合龙山会议。会后返府谷时，在绥德被国民党逮捕，经党组织及杜岚、杜斌丞等多方营救出狱。1931年因国民党当局搜捕，4月，组织安排去宁夏银川开展工作。从此，他奔波于陕甘宁青一带，先后担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联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陕南的中共组织，参与建立与川陕苏区往来的秘密交通线。1934年8月，赴上海中央局汇报陕西党的工作。10月奉上海中央局之命赴川北，向红四方面军送文件并解决其与中央、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在川北，他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下辖的中共汉中道委宣传部部长。后参加了傅钟、王维舟领导的川陕省委干部大队。在陕南勉县，与陕南特委所属党组织一起，动员青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组织群众支援红军。1935年春，中共川陕省委任命其担任中共川东北道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川西北道委宣传部部长。由于张德生与廖承志、潘自力来往密切，被张国焘免去宣传部部长职务，调任省委宣传部任干事。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德生到地方工作部随部长李维汉从事秘密工作。在甘肃岷县哈达铺，中共中央决定北上西北苏区，他被调到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和设营队，负责向导及与西北苏区中共组织的联络工作；向有关领导汇报沿途的风土民情及地理特点，为红军长征顺利到达吴起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贡献。
    1936年1月，奉命到达关中特区工作，担任中共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6月参加中央巡视团，协助红军西征。10月，担任三边特委书记，11月专做陕西、宁夏、绥远边界少数民族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与贾拓夫等一起重建了中共陕西省委，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还兼任了一年时间的中共西安市工委书记。在省委书记贾拓夫的领导下，他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到1938年12月，关中、陕南国民党统治区已有53个县恢复、建立了中共组织，党员人数由西安事变前的1000多名发展到8000余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后，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调集30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限制、监视、暗杀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主人士。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精神，明确提出党组织工作的重点由发展转为巩固的要求。张德生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决定，对大发展中建立的组织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日益猖獗，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陕西形势的特点于1940年8月18日作出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示“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他协助省委书记欧阳钦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撤销大部分县以上组织机构。改由领导人直接联系党员或支部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共组织处于更加隐蔽状态，为后来的发展保存了骨干、积蓄了力量。1941年6月，欧阳钦调离，张德生接任省委书记。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陕甘宁边区所辖之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张仍任书记并兼警备第一旅、关中警备区政委。在此期间，他积极领导边区党和人民，开展大生产，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组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安全地守卫边区的南部门户。同时，他以更大的精力领导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巩固组织，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5年4月至6月，他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在延安出席了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德生于1945年10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后又兼任统战部部长。其间，按照习仲勋的指示联系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部队，并安排范明进行白区的“布点”工作，为解放战争准备了干部。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2月成立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改称西北野战兵团，他被任命为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7月底，中央军委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他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前委委员。同年6月，中共一野前委成立常务委员会，他是九名常委之一。在西北局和一野前委的正确领导下，他积极组织群众支前，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作出了贡献。1947年底，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甘肃省委，任命张德生为书记。8月26日兰州解放，省委机关进驻兰州，他带领省委领导班子，结合甘肃面临的实际状况，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团结各族人民，为完成土地改革， 恢复国民经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而辛勤工作，受到人民群众和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的好评。1954年6月，张德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同年10月奉调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56年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2月兼任西北协作区会议召集人（后改兼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西北局，张任第二书记，仍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3月、1959年7月，他还被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席。在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减少“左”的干扰。在领导陕“三大改造”运动中，比较积极稳妥。1956年，陕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中，陕西的工作在中央“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也发生一些失误，但他能及时纠正，从而减少了损失。三年困难时期，他和陕西省委顾全大局，调出粮食支援外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在发展陕西经济建设中，他反复讲，陕西省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和生活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周恩来的多次肯定。1960年以后，他针对陕西工农业方面存在“两长两短”(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腿短）的状况，提出“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的号召和一系列支援农业生产的措施。1962年，在渡过暂时困难之后，陕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排除各种阻力，采取断然措施，坚决调整和整顿了产供销问题无法解决的工矿企业，减轻了农业负担，保证了骨干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根据陕西的自然条件和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确定陕北地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基地。这些方针的提出，推动了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四清”运动中，他针对当时中央“左”的做法，曾对一些地委书记说：“给干部作结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去有人说陕西地下党是托派、是红旗党，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张德生在工作中宽于待人，严以律己，对自己的错误、缺点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大跃进”运动中一度出现的“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利益的错误，他几次检讨。对于反右倾斗争中批判错了的同志，他在会上公开赔礼道歉，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宽广的胸怀，常为大家称道。

    1964年，由于张德生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终于积劳成疾。8月，经北京医院诊断为癌症。8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医院看望张德生，表示亲切的问候。在征求其是在北京还是回西安治疗时，他仍然从工作出发，恳切希望回陕西，可以就近把工作交代好，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事情。1965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张德生同志逝世。临终时他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研究。毛泽东评价张德生“是个好同志，老实人”；周恩来赞扬“以张德生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是个“守法户””；邓小平在北京医院看望时当面称赞张德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3月6日，西安各界2000多人集会公祭张德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等领导人送了花圈。刘澜涛、杨尚昆等出席追悼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致悼词。7日、8日，在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宁夏四地的省委、自治区党委分别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张德生同志。同年3月初，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的遗文收在《张德生》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