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人文：状元之师高承宗

常文树 常锋

   在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特别是明清500余年中，陕北虽有多名文进士，然无一人高中文状元。不过，米脂县却出了一位状元之师，名叫高承宗。据康熙《米脂县志·人物·隐逸》载：“高承宗，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仕。抚台姚聘为西席，课子姚涞，中状元及第。”

   据《明史·姚镆传》记载，姚涞的父亲姚镆，浙江慈溪人，明弘治六年进士，正德十五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后，累升至兵部尚书。《延绥镇志·姚镆传》亦记载为：“正德十六年（1521），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恤孤兴学，禁抑豪横。后以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另据《明史·姚涞传》记载，姚涞正德十一年（1516）中举，为乡试第七名，在此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十五年（1520，本次会试后，因明武宗南行，未及举行殿试，十六年二月驾崩；明世宗即位后殿试，故于正德十六年放榜）两次会试中均落第。嘉靖二年（1523）会试夺得第二名，殿试高中进士第一，即状元。从时间上来看，姚镆聘高承宗为西席指导儿子考进士是非常吻合的。

   据米脂县志记载，高承宗的学历仅为贡生，连举人都不是，但学历不等于学力。进士出身的姚镆来榆林做延绥镇巡抚时，在兴学过程中，发现并接触了高承宗，宾服其才学，这才让两次落榜的儿子来榆林接受“高人点化”的。

   姚涞拜高承宗为师前，已是浙江省举人第七名，且有着两次参加会试的经历，虽均落榜，却无疑是江南才子，要接受塞上一个小小贡生的指导，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据《明会典》载，会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这九天中要完成四书五经的7篇八股文，制、诏、诰、章、表的9篇应用文，经、史、策文3篇，共19篇文章，这还不包括殿试由皇帝亲自出的1篇策论。面对这些不同文体的文章，姚涞必有其短板，自然懂得韩愈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道理。姚涞“不耻下问”也好，高承宗“敢为人师”也好，总之，姚涞在高承宗这里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补足了自己的短板，最终不仅在下一次会试中考取第二名贡士，而且在殿试中拿下进士第一名，成了状元。而这位状元并非浪得虚名，其在入驻翰林院不长的时间内，就在经、诗、史学方面获得“翰林三绝”的美誉。

   这段“贡生教出大状元”的科举佳话，无疑成为米脂文化教育中神话膜拜般的不朽源泉，至少在士子圈内引以为荣，传颂不衰。

   于是，时隔158年，康熙米脂县志对此事作了如上的介绍，再过200多年，光绪县志仍如此记载：“高承宗，博学多才，性不羁，诗酒风流，不可一世，时人以张三丰比之。正德时，延绥巡抚镆聘入幕中，课子姚涞读书，后中嘉靖癸未状元，劝之仕，辞不就。”民国县志则在此基础上增添曰：“……辞不就，以岁贡终。此次纂修邑志，採得城内华严寺、城西卧羊寺各古刹明代碑记，多承宗撰文，妥帖排奡，不愧古作者林。”

   三部县志对高承宗的着墨，很值得玩味。

   康熙志的内容，不像从明代艾希淳编写的米脂第一部县志残卷中得来，更像是依据士民传说写成。因为艾希淳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熟知此事过程，以其朴实的文风，颂扬高承宗的文采，应该不大会用说书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这种惯用的夸张语气一句带过。其次，“不仕”一词紧贴在“才高”后，意在表明高承宗如有意进取，拿个举人进士头衔不在话下，但因深受老庄退隐思想影响，不愿当官而作罢。再次，康熙志主笔是清涧人康鸿鹏，他不大会知道米脂士林这件趣事，所以，这段高承宗小传很可能是担任康熙志编辑组“同阅”的贡生李怀丹所提供的。再过200多年，光绪志以写实手法凸显了高承宗的才学与个性，亦褒亦贬的记叙，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这段改写了的高承宗传记，至少说明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这段科举佳话，在米脂流传了360余年，不仅热度不减，而且越传越神，将道教大师张三丰都拉进来了。二是光绪志主编高照煦及其胞弟高照昕是执着的儒家学派，主张积极入世，反对道家消极避世，两人都干到卒于教育岗位而不愿提前退休，又都担任过米脂圁川书院的山长，经常会以高承宗的故事，从正反两方面激励诸生。三是将康熙志高承宗的才高而“不仕”改为姚涞中状元后“劝之仕，辞不就”，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到了民国，科举被废除已三十多年了，高承宗的故事也会渐渐淡漠下来，所以民国志只是在照搬光绪志的基础上，依高承宗所留碑记表明其不愧米脂士林一杰而已。

   科举史上的状元，或官高位显，或著书立说，大多名留青史，却没有多少状元之师名著于汗青。而像高承宗这般非大师级的人物竟然成为状元导师的，天下更有几人？由此看来，高承宗不仅为米脂科举文化时代的一位传奇人物，亦为陕北文化史上的一抹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