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以学促政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者:王一 时间：2016-06-22 11:03古代君主十分注重官员的读书与学习，并倡导建立“学习型政府”，通过对官员的文化培训，达到维护、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而这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
配备老师讲解经书
前秦的苻坚不仅是一代尚武帝王，而且还非常注重儒教治国。公元372年，他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同时，还明确规定，岁禄百石以上的官员，若“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苻坚为了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就开始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具体办法是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可见，当时官员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但是，苻坚倡导学习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
聘请儒士“开课堂”
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天下已定，曾立有功勋的将帅大多住在京城，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君臣关系之理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饱学之士，在都督衙门为这些将帅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朱元璋对此“深以为然”，于是下令聘请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鼓励开国功臣们去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根据考试，决定升降去留
古代官员多来自知识分子，不过光从“四书五经”中学来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用的。要当好官，还必须时刻学习专业技术性知识，比如法律规定和刑名钱粮之类。
事实上，古代对于官员有不断学习业务知识的要求，通过制度考核、奖罚惩处，引导官员自觉学好法、用好法。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通过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要求考生写司法判决书，以考察其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升降去留。明朝官员学法还有全国统编的法律教材，即《吏律公式》。清朝则更为严格，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司法部长会突然召集干部职工，随便摘出一条法律，要求干部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给皇帝。
著书立说，书写为官心得
古代官员不但要学习如何做官，有些官员也将自己做官的心得写成书，公开出版，作为后来者的学习参考书。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命人编纂了一部《官场必读》，将各项公文，分类编纂，遍赠僚属，以资辅佐；汪龙庄曾经当过14个官员的幕友（俗称“师爷”），自己也当过知县，官场经验极为丰富，写了一本《学治臆说》，被称为是知县教科书。这些书都是投身官场最好的教科书。当然，有的官员也非常喜欢研读专业性书籍，如宋朝的《洗冤录》，清朝的《宝鉴洗冤录》《刑钱指掌》等，都是有关刑侦、法医、听讼之类的名篇，都流传甚广。
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概因古时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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