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的米文化

    米脂这个地域名称，本身就彰显着古老而灿烂的米文化。

    现存最早的明代嘉靖二十一年版《陕西通志》说：“米脂县境，沃壤宜粟，他郡不及。其米淅之汁如脂，故以名县。”这段话用白话来说就是：米脂这块土地，最适宜种植谷子；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利因素，别的地方是比不上的；这里出产的小米，品质优良到连淘米的泔水都像油脂一样；所以就用“米脂”作为这个县的名称。虽然，“米脂”这个词语不是在金代置县时创造的，因宋时即有“米脂寨”“米脂城”，唐时即有“米脂川”，比唐更早就有了“米脂水”。而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小米命名一个县，等于向世人宣告：米脂小米，冠甲天下！

    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认为，谷子是黄河流域的先民大约在距今12000年左右由野生粟（狗尾草）驯化出来的。“米脂”这个词语，正是炳蔚了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中浓厚的“粟文化”情结。据语言学家研究，“米”与“脂”这两个本无关联的汉字能够组成一个地理名词，就是先祖由食肉的游牧文化向食粮的农耕文化过渡时留下的文化印记。米脂境内，遍地都是谷子驯化的母本“狗尾草”，米脂人称其为“莠子”“禾莠子”“谷莠子”；而且有武隋渠和麻土坪出土的四五千年前的“碳化粟粒”；更有官庄古墓葬汉画像石成熟硕大的谷穗图；再加上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载，早在盛唐玄宗开元年间，银州（唐时所辖四县，元明时大部划归米脂县，所以正统年间建姬岔兴善寺碑记云：“米邑，古银州也。”）贡赋中就有粟；如此种种，足以证明地处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腹地的米脂，不仅是驯化、培育、种植谷子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而且千年前就达到“米汁如脂”的高品质，开创了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中的小米文化。

米脂的米文化非常丰富，体现在方方面面。

    小米的祭祀文化。它承继了中华民族“敬畏谷神”的传统。江山社稷的“稷”，就是谷子，谷子也叫粟，粟古称稷。《尔雅》曰：“稷，为百谷之长。”进而代指主管粮食之谷神。民以食为天，在那个以谷类为主食的时代，敬畏谷神，不仅是一种风俗，更是一种政治，即《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载，朝廷的社稷坛设于王宫之右，与设于王宫之左的太庙相对；相应的，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社稷坛，并于每年二月和八月进行春秋祭祀活动；这种官方对谷神的敬畏，显然是高出除祖宗以外的所有神灵的。米脂民间祭祀谷神的方式虽然与官方有不同，但与官方成互补性。据光绪版《米脂县志·风俗志》记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是日五更，农家向垄头择禾（笔者按：禾，谷子。象形字，甲骨文像一棵茎叶根俱全而成熟的禾谷垂穗形。《说文》解释曰：“禾，嘉谷也。”）之长茂者悬纸幡，曰‘挂田蔓’，庆秋成也。”中元节，俗称“鬼节”，本来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宗的传统节日，而米脂却附带了祭祀谷神的仪式，希冀谷神保佑，得到丰收。这一习俗不知源于何时，但终止年代大约在“破四旧”的“社教运动”和“文革”中。1962年年仅12岁的我，还曾前往“自留地”的谷田挂过黄纸幡。旧时对谷神的祭祀，米脂民俗中还普遍存在一种名叫“起场”（亦称“献场”）的仪式：打好的新谷子高高堆在打谷场里，农人将打谷用具插在谷堆上，献上天糕（刚出锅的原味糕）、油糕（枣糕一般不献神灵），随后点香烧纸磕头，庆贺在谷神保佑下取得了丰收。许多村子还会有老农人吟唱大同小异的祭祀口歌：“天灵灵，地灵灵，五谷丰登祭神灵。一祭土神万物生，二祭谷神保收成，三祭场神聚宝盆。”在米脂，一些大型祈禳活动设有“香斗”，斗内必须盛小米以供插香；凡有农家住户，必在窑洞码头中间建置土神龛，俗称“土神窑窑”，因而，农家还有一种更加普遍的祭祀形式——向土神献糕：每逢蒸出的新糕，首先割一块敬献给土神，以示不忘土神所赐。这一形式，直至现在还流传着，至少在过年或婚丧时节是这样。

    小米的饮食文化。小米在米脂人的饮食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在所有粮食中，米脂人特别喜爱谷子，对其有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一个地地道道的米脂农民，他从出生到死去，都与谷子有缘。穷人家的孩子落地，奶水不足时，一般就用稀米汤喂养；几个月后，会加小米做成的糊状食品——“米茶”助其成长。小米做成的各种饭食，伴随着他的一生，尤其是小米加黑豆做成的“钱钱饭”，几乎是农家每日必备的佳肴。历史上艰难困苦的时期，心灵手巧会过日月的米脂婆姨，利用“米汁如脂”的淘米水，创制了“米泔饭”，留下了“米脂饮食文化”中最“扣题”的一页。但这米泔饭并不难吃，它只是用米泔煮成的“和菜饭”而已。最难吃的是谷糠，米脂人大概是全中国最会吃糠而吃糠最久的地方了：糠分细糠和粗糠，细糠人吃，用以弥补粮食不足的缺口，食名有“糠窝窝”“糠饼子”“糠挌搅”“糠散面”“糠炒面”等，简直能从米文化再分出“糠文化”来了；粗糠喂养家畜；可一旦遇到灾年，人连粗糠也不嫌了。上千年的吃糠历史，给米文化留下了沉重的“伤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得以终结，米文化才历史性地出现了真正的“纯米文化”时代。米脂小媳妇坐月子，有头三天只喝小米汤或扁豆米汤的习俗。在外地生活、工作的米脂人，最想念的就是那吃不厌的小米，所以常有亲戚家人给其捎带或邮寄小米，以解其乡愁。米脂人做满月、过生日、结婚、迁居、丧葬及重大节庆日，都讲究吃米糕，“糕”谐音“高”，在米文化中代表着节节高升的祝福。这里要强调的是，米脂的米糕，大多以小米中的软米——“酒谷米”做成，这同榆林地区北六县市区的糕以黄米中的“大软米”做成，形成饮食上的差异，虽然米脂也有大软米糕，但北六县市区几乎不存在酒谷米糕。究其原因，大概一方面在于习惯，米脂人普遍觉得，酒谷米糕口感比大软米糕更筋道，更有醇厚的米香味儿；另一方面，就是观念差异，米脂人自古以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谷子代表着正统庄稼，种的就多，而糜子则是“捎带”庄稼，种的就少，所以，黄米远没有小米“地位”高。例如，米脂历史上，在婚姻的彩礼方面，有过男方要向女方送“斗米斗面”的讲究；结婚当晚，有过新郎要抱“斗米”进洞房的仪式；而新媳妇初次“坐月子”时，也有过娘家要送“斗米斗面”的习俗；其中的“斗米”，必须是谷米，万万不可用黄米。这不是米脂人嫌弃黄米，而是米脂小米文化的精髓所在，同“粟为五谷之首”的中华文化又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米脂也存在黄米饮食，比如，米脂人普遍认为，“黄米馍馍”比“谷米馍馍”好吃，黄米“摊公式”比谷米摊公式好吃，尤其是过年时的“油圐圙儿”，没有大软米是做不成的，于此可见，米脂的米文化也包括了黄米文化在内。在米脂，特别讲究的还有，人死后，穿好寿衣而未入殓时，死者必须停放在铺满干草的床上，一定要谷子秆，而不能用别的东西替代，因为“停尸干草上”是米脂古来的习俗；在埋葬时，每一座坟墓内都有“祭食罐”，而罐里装的食物必须是小米干饭拌清油，这也是古来的习俗；这两种习俗，虽属丧葬文化，但寓意仍属小米饮食文化的延伸，读者自会品味出来。且这两种文化传统，除了米脂及一些陕北地区，中国其他小米产地，未必有此古老而延续至今的习俗。至于小米在食用中的各种名称及制作方法，已有单独成篇者，这里不再赘言。

    小米的熟语文化。米脂有关小米的谚语、成语、歇后语，举不胜举，这里拾取有代表性的几条供读者浏览。“人吃小米饭，牲口吃谷草；谷糠做饲料，根茬当柴烧；谷子浑身宝，人畜离不了。”说的是整个谷子的贡献。“安谷抢时种，撒谷等墒情，公式谷看地形。”说的是谷子的三种种法各有特点：“安谷”，米脂最普遍的种谷法，即一人在前用锄头刨坑，一人紧跟在后点籽儿，到了种谷时节，一旦具备墒情，抓紧播种。“撒谷”，不太好的地段，种谷时节已到，而墒情不适合时，为了不违农时，预先撒好谷籽儿并掩埋，等到下雨，自然就出苗了；有时墒情虽好，为了图快，手撒谷籽儿，随便掩埋。“公式谷”，比较平坦而土质较好的地段，用犁划垄种植，适宜密植。“谷锄七次，八米二糠”，谷子锄的次数越多，质量越好；在米脂，谁是种谷子的行家，谁才会得到“好受苦人”的雅号，而“麦收犁上，谷收锄上”，谷子的作务，主要在于会锄地；“八米二糠”，指最好的小米，是米脂的方言成语，说的是十斤谷子中米与糠的比例，也用来比喻自夸。“白露天气晴，谷子赛白银”，在米脂，从种谷到收割期间，每一个节令中都有围绕谷子的谚语，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小米的传说文化。谷子的远古传说各地都有，大同小异，没必要啰嗦。这里只提一下围绕米脂小米的传说：大顺帝李自成每餐必备小米；康熙帝御赐为贡米；举人艾如兰随扈两宫“西巡”时，敬献慈禧太后米脂小米，深得老佛爷嘉奖，擢任山西稷山知县；等等。传说，总是爱跟名人挂钩，多非史实，但往往可以从中寻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也足见米脂小米的影响力，是米脂米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小米的“经典”文化。上述米文化，是从米脂人生活习俗中抽取出来的，而这里的“经典”文化，指的是有关小米的艺术作品及专著作品。现在能看到最早表现米脂米文化的作品是一幅汉画像石，至今将近两千年了。它是1971年从米脂官庄牛文明墓葬中发掘出的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画像石，图上刻着茂盛的谷子，谷穗硕大而下垂，象征着丰收的景象，此物被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我们应为这一描绘米脂谷子的艺术品深埋地下1800多年而感到庆幸，因为据《康熙米脂县志》载，宋元以前，米脂区域地上所有文献，大都毁于兵燹了，明清时代关于小米的记述，散见于地方及家族志乘。描绘谷子的诗歌，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先生于民国年间创作的一首七律《秋游西角楼高氏农圃》，诗云：“乘兴携僮出郭游，一湾清浅入平畴。千禾拥翠皆凝露，万穗摇黃竟写秋。几处绿荫遮古道，谁家童稚放耕牛？相逢野老偕欢忭，尽道丰年黍稷收。”这首诗中的“千禾拥翠”“万穗摇黄”两句，一静一动，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了米脂谷子接近收割期的丰收而壮观的景象。小说，以中国著名作家柳青在米脂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于1947年写成的《种谷记》为代表；散文，以榆林文联副主席刘毓珠《米脂小米》为代表；绘画，以中国著名美术家、黄土派画家创始人刘文西常年深入米脂创作的《收谷老人》为代表；摄影，以首任米脂摄影协会主席姬铖《沃壤宜粟》为代表。唱小米的民歌、写小米的文章，如今已如满仓之粟，不可胜数，恕不列举。

    米脂是小米之乡，千年的历史自然会积淀浓厚的小米文化，但读者也许不知，米脂在历史上还曾是整个陕北大米的发源地，留下了至少400余年大米文化的华章。

    光绪版《米脂县志》（1907年出版）收录了明嘉靖年间艾希仁撰写的《稻田记》一文；特为始播水稻而有恩于米脂的延安府知府罗谕作了传，传文末曰“至今稻园犹存”。该县志及《圁川艾氏家乘》“艺文志”还收录了其他有关“稻园”的诗文。《稻田记》记载了陕北水稻最早引种的人物、时间、地点、产量，确为弥足珍贵的史料。文章不长，亦浅显易懂，兹抄录于下：

    “米邑城南河滩，荒田约数百亩，草石丛杂，碱泾不生五谷者，已千百年。成化间（公元1465—1487年），知延安府事罗公，巡历所属至本县，召谕父老曰：‘此块河滩，筑堤开垦，可种稻田，甚益生民。’次年春，下赐稻谷五石，给散有地者。民愚，莫知其惠，领一二升喜，八九升惧，赂里书而少领也。公又差人来教种艺之方。秋，果获功效。民始知利，争相开垦。迄今百十余年，岁获千余石，恩垂无已，感荷无既。至后，榆林及各边堡近水之家，相效开种，岁记万余，皆公施焉。希仁于先师阁侧祀公木主，欲传悠久，犹寸草不忘春晖也。故记之。”

    《稻田记》中说：“至后，榆林及各边堡近水之家，相效开种。”这就非常明白地告诉人们，米脂是陕北种植水稻的发源地，榆林其他地方包括盛产大米的鱼河堡在内，都是效仿米脂而开种的。鱼河距米脂仅80华里，如果鱼河种植水稻早于米脂，博闻广识的艾希仁不会不清楚。这就否定了鱼河大米是陕北大米发源地的说法。这不是历史考证上比较忌讳的“孤证”，另有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版《延安府志》，其米脂县条下“土产”栏中只记一字：“稻。”并特意加注小字曰：“延安州县，唯此地出。”而在该府志卷一“公署”条下，“榆林卫”赫然在列，鱼河堡属榆林卫管辖，自然也在延安府版图内。于此可见，鱼河在公元1504年还没有种稻，而此时，米脂已有30余年的种稻历史了。

    米脂就是“米脂”，她不仅创造了千余年的小米文化，而且又作为陕北大米文化的发祥地，彪炳史册400余年，达到了米文化的“大满贯”，不亦神奇乎？

    而今日之米脂，正在进行米文化的复兴，必将“米文化”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