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寺沟村：一个贫困村的蜕变

一个贫困村的蜕变
——第一书记下乡助力米脂县寺沟村精准脱贫

村民代表举手表决合作社成员认定。 崔溦摄

    米脂县杨家沟镇寺沟村（自然村）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地貌沟壑纵横、支离破碎，主要产业为农业种植，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在村里留守的以老人为主，生活中少了生气、生产上没有生机。

    今年6月底至今，从村子到村民，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村民身上焕发出希望，脸上带着喜悦，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了方向和动力。

寺沟村的变化

    从7月中旬开始，今年69岁的刘金卫每天都要去村子里刚建起的养猪场看看：一间间崭新的猪舍，一只只小猪崽在饲养人员的喂养下慢慢长大。刘金卫心里美滋滋的。

    如今，成了村里养殖专业合作社股东的刘金卫，不像平日里那么无所事事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希望，有了劲头和奔头。

    李同生变成了村里的大忙人。

    和村里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今年56岁的李同生一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承包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李同生做过许多，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一家人拮据的生活。反而因为在外上学的女儿逐渐长大，开销越来越大，成了精准扶贫对象。

    现在的李同生，已是年薪4万元的村合作社养猪场负责人。“我这场长，是入股猪场的所有村民一起选出来的。大家都觉得我做事比较认真，既然大家信得过，那我就得尽本事干好。”说这话时，自从小猪崽进场，就差和它们睡在一起的李同生的脸上流露出骄傲和自豪。

    从2014年起担任寺沟村村主任的刘伟周，为了村子的发展绞尽脑汁。在他的争取下，村里的路修了，桥也建了，唯独是产业发展没有起色，村民的腰包一直没有鼓起来。刘伟周说，自己也和村民一起商量过很多次，外出考察、学习过很多次，石榴、山楂、樱桃、芍药……项目想过很多，最终都没有效果。”刘伟周回忆起原来村里发展的路子苦恼地说。

    但现在不同了，兼任寺沟亨亨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刘伟周，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了，不瞎忙，忙得有效果，也有心气了。”刘伟周说。

    与刘金卫、李同生、刘伟周们一样，几乎寺沟村的每个人都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猪场建设过程中，村里71岁的精准扶贫户王兴元、刘佩军、王来贵等，每天和施工队一起掏土、垫土；养猪场启动建设之初资金紧张，老党员巩玉智，村民姜建生、刘世卫等各自拿出1万元，主动给村委会借款……“闹矛盾的少了，风气好了，人心齐了，干劲足了。”杨家沟镇党委书记朱海涛高兴地说。

改变村子的人

    寺沟村的变化起于今年6月29日。这一天，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选派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崔溦，队员冯文瑞、雷康，在该村第一书记朱兆飞的带领下进驻该村，展开精准扶贫工作。

    他们，就是给寺沟村带来变化的人。

    雷康好比工作队的“腿”，是文旅公司抽调专门为驻村工作队服务的司机。驻村几个月，他的车上多了一些“装备”，自己也锻炼出一样“新能力”。多出的装备是被褥，这是为队员们准备的，而所谓的“新能力”则是雷康自己的，那就是只要一有空闲，随时随地都能倒头就睡。

    “连续几个月，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雷康说，每次在车上，哪怕只是半小时的路程，朱兆飞都能美美地睡上一觉。

    这是工作队几个月来真实工作状况的客观反映，在暴雨后的满地泥浆中赤脚防洪，在烈日下和村民们一起为猪场添砖加瓦，在夏天仍阴冷到夜间需要裹棉大衣御寒的村部办公室里彻夜商讨村子今后的发展路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付出，使得他们在驻村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准确找到分布在多座山峁沟渠间的全村82户人家，可以随口说出村里每户人家的家庭情况、每户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

    “看看朱书记，刚来的时候多精神，现在黑了瘦了，人家做的事咱能看上了，只要是工作队定下的事儿，咱就跟上干。”建猪场时卖掉了家里的羊，全村第一个交付5000元入股钱的村民王有栋说，工作队的这个认真劲儿，让人信服。

    普通村民的信服，在刘伟周这儿变成了折服。

    猪场建设之初，一向性子急躁的刘伟周几乎每天都会发脾气，有时是因为工程进度，有时是不满工程质量。但脾气发多了，效果却越来越差。“有一次朱书记对我说：‘伟周啊，遇事多思考一下再开口，也许效果会更好。’”刘伟周说，朱兆飞教他，遇事时，强制要求自己在心里默数一百个数，然后再做决定。“基本上数到六七十的时候就冷静下来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也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就是工作技巧。”

    在10月27日举行的黑毛土猪订销签约仪式上，还在圈舍中茁壮成长的300头土猪就被陕西旅游饭店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榆林人民大厦、西安大唐灞桥热电厂等6家企业以每斤44元的价格预订一空。如此多的企业愿意与寺沟村“结盟”，既是这些企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支持，也是对寺沟村选择土猪作为全村人脱贫、奔小康支柱产业正确性的最好验证。

    “没有任何饲料和激素，以玉米、麸皮、豆渣等为主进行喂养，生长周期达到10—12个月才能出栏，确保肉质鲜香、绿色健康。”朱兆飞说，寺沟村选定以黑毛土猪作为今后的主导产业，既迎合了当下人们对绿色健康食品的需求，也实现了村里部分农作物的就地消化，同时还让贫困户通过在猪场打工获得收入来源，一举三得。

    忘我的工作态度，获得了村民的信任；智慧和经验的工作技巧，赢得了信赖；能干事、干成事的能力，则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而这份信任、信赖和支持，共同构成了村子变化的根源。

    第一书记的思考

    作为全市927名第一书记中为数不多的正县级领导干部，朱兆飞在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完成好精准扶贫任务的同时，也在用心观察和体会着精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思考和探索着解决的办法。

    思考一：如何确保第一书记更好地发挥作用？

    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在乡镇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紧紧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从派驻村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客观来讲，第一书记肩上的担子很重，如何确保第一书记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保障和支持第一书记在工作上的想法和思路得到很好的实施？朱兆飞认为，关键是在选派第一书记时，要把有阅历、有能力，同时在本单位有一定职位的同志选上来、派下去。

    有阅历，在面对农村看似不大却错综复杂的具体事务时，才不会无计可施；有能力，则是凝聚力量，实现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在本单位有一定职务，则是具体想法和规划能得到落实的有力保障。

    “有阅历和有能力不难理解，我之所以觉得第一书记应该是由本单位‘一把手’来担任，完全是从工作实际出发。第一书记的工作，特别是精准扶贫工作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涉及资金、政策等多个领域，他首先就能够得到原单位的全力支持，并能很自如地调动本单位的力量来开展帮扶工作，同时在和各职能部门协调一些具体事务时，也会比较得心应手。”朱兆飞说。

    朱兆飞的这一想法在他们驻村期间就得到了印证：养殖场刚开始建设时，产业扶贫资金拨付还需完善手续和流程，资金紧张影响工期甚至一度险些停工。此时，作为帮扶单位，在前期已下达1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再次拨付10万元，并在短时间内到位。“这10万元的追加，我在现场就可以做主。如果换成是其他干部，即使有同样的想法，也需要经过上报、审批等一系列程序，很难起到救急的效果。”这样的实际经历，让朱兆飞坚定地认为，派驻各单位“一把手”到村，是精准扶贫工作能够强力推动的基础。

    思考二：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的“59分”和“60分”现象及带来的问题？

    所谓的“59分”和“60分”现象，就是指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户和一些并未被列为精准扶贫的对象之间，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相差并不大的实际情况。因为精准扶贫户可以享受到一系列扶持政策，因此导致不少被评定为“60分”，而未能得到帮扶的群众对此产生了看法和意见，带来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对此，朱兆飞的看法和做法是，在对精准扶贫户进行重点扶持的同时，也要兼顾全村产业发展，尽可能让每一位村民都能享受到政策的红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兆飞在寺沟村成立的亨亨养殖专业合作社中，除了精准扶贫户外，也吸收非贫困户加入的原因。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精准扶贫户入股养殖场的5000元，用的是政策给予精准扶贫户的产业扶持资金，而普通村民入股，则需要自筹资金。

    不仅如此，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合作社以村集体控股，这样既有效解决了集体资产整合的问题，又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社的受益面。因为合作社在二次分配时，按照全村人口进行分配，也就意味着即使不入股，将来也能享受来自集体的分配收益。

   “我们最初的设想，也只是想把精准扶贫户都组织起来发展产业。后来在和村民们沟通时发现，不少人还是对单纯扶持贫困户的做法有不满情绪。这是因为在寺沟村，绝大多数农户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差并不是很大，这也是很多贫困村的共同特点。所以后来我们的合作社就对非贫困户也敞开了大门，结果发现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截至目前，合作社的覆盖率已达到95%以上。”朱兆飞说，这样的情况表明，精准扶贫工作，在重点帮助、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的同时，也要兼顾当前非贫困户的产业发展，否则，很可能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因为新的贫困户的产生而无限拉长精准扶贫的战线。

    思考三：如何真正实现长久、根本脱贫？

    针对不同的人群，扶贫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如因病致贫、五保户等无劳动能力的，一般由政府兜底。另一类则是有劳动能力而因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致贫的，由政府及其组建的“四支队伍”帮助他们通过产业发展脱贫。

    但无论哪种类型，都面临着返贫的问题。在此之外，还有其他目前并非精准扶贫户，因为种种原因，成为贫困户的可能。那么，对于那些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除了政府兜底之外，是否还能有其他的渠道和方式对他们进行帮扶？对于那些刚刚脱贫的人群，能否有更好、更直接的方式防患于未然，防止他们再度返贫？

    朱兆飞为寺沟村亨亨养殖专业合作社设计了一套被称之为“集体管控”的新模式，以尝试、摸索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和人们了解的合作社往往是由少数几个能人带头不同，在寺沟村的这个合作社中，大股东是村集体。“建设猪场所用的土地为集体所有，村集体就以土地租赁金入股，每年按比例分红。”朱兆飞说，集体经济壮大了，所得收益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也可以用来扶贫济困，帮助村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以前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大笔的学费和孩子的生活费等支出，那么这户人家在实际支出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很可能就会成为新的精准扶贫户，或是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影响。但如果村集体有了钱，就可以通过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集体表决，用集体的钱去资助孩子完成学业。这样一来，既解决了一个家庭的燃眉之急，也不会造成新的贫困户产生。”

    带着思考，朱兆飞和他的同事们努力改变着寺沟这个贫困村落后的面貌和这里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着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

    如今，从行政区划上，寺沟村已正式并入杨家沟村，对于朱兆飞来说，从300多人的第一书记而今成为1800多人的第一书记，更多的责任和担当落在肩上，合并后的杨家沟村该如何发展？他正在细致谋划着……

    本报记者王志诚 宋炜